为发明而生
发布时间:2014-07-16      作者:深圳晚报评论员 梁坚       来源:深圳晚报

创造基因在深圳传承

深圳晚报评论员 梁坚

总有批评说,中国受制于自己的文化基因与教育体制的影响,缺少发明创造的土壤,所以才会一直在仿造与制造之间徘徊。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自设藩篱与借口,发明创造从来都需要冒险、专注与牺牲。中国人并不缺乏上述素质。筚路蓝缕一路发展的深圳就滋润了发明创造的乐土。

在深圳发展成为发明大王的邹德骏一度在用生命在发明创造,他因工作差点失去一只手,也曾差点因发明中毒身亡。他的人生也经历了收入地位的低谷与困惑,不过只要让他有发明的空间,有让他为梦想奋斗的机会,他的双手就不会停歇。或许我们不能只是一味抨击中国的发明创造环境不好,我们还缺少邹德骏这样的人和精神。

而也正是这一代发明创造人,不但提供发明,也将发明创造的精神与基因传承下去。邹德骏父子两代人都在为深圳的科技进步提供智慧。我们也许不缺发明创造的土壤,缺的是邹德骏式的人们。 

寒门弟子自学成才荣获多项国际发明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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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德骏:深圳圆了我发明产业化之梦

1961年,邹德骏(右一)的手臂被机器绞断,在医院住了两年,其中有半年时间只能坐着睡觉。  

小时候,我在少年宫看到一本书,讲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故事。当时我就想成为中国的爱迪生,为祖国发明很多东西,拿到国际上去参奖。

来到深圳后,我荣获了16项国际发明金奖,9项国际发明大奖,在国内外拥有许多项发明专利。我的发明创造在深圳实现了产业化,每年给国家创造几个亿的财富,这些发明不仅中国在用,全世界都在用。我很满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儿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离开运动队去做学徒工

1942年,我出生在一个条件艰苦的家庭,家里有兄弟姊妹6人。3岁时我失去了母亲,8岁时身体不好的父亲也养不起我们了。我小时候很聪明,上小学时是校少先队大队长,小学毕业后又考进了上海最好的中学——向明中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组织各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去宋庆龄基金会创办的少年宫。我们在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例如剪纸、吹口琴、吹笛子,也看了很多科普书。

我读到一本书,讲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最终成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爱迪生的精神打动了我,当时我就想,以后我要当发明家,做中国的爱迪生,也发明许许多多的东西。那年我才10岁。外婆特别喜欢我,是她一手把我抚养长大的,她也希望我长大了当中国的爱迪生。

1957年,因为体格好,能熟练地表演腾空翻,我入选了上海市技巧运动队成为首批技巧运动员。由于表现很好,训练很吃苦,我很快就成为上海市一级运动员。虽然身在体训队,但我并没有放弃成为一名发明家的梦想。

我的大哥、二哥比我大很多,他们开始工作后,也是搞发明设计。他们会拿自己的发明创意草图、发明成果给我看。我想:“你们能做出来的东西,我也能做出来。”有时我跟他们讲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们说:“你想的非常非常好,我们想不到,但就怕这个东西做不出来。”我说:“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和大哥、二哥的这种交流,坚定了我也要搞发明创造的信念。

1958年,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支援内地经济建设,安徽省工业局到上海招一批技工、学徒工。我觉得要想搞发明,总要学会操作机器,在工厂做工肯定比在体训队做运动更方便。于是我离开了技巧运动队,离开了上海,只身一人前往安徽。

当时去安徽的上海青年不少,但大多数人很快就跑了,因为安徽的条件实在是太苦了。招人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当地条件很好,都是高楼大厦,去了住楼房,吃白米饭。到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只能住茅草房,睡地铺,夏天蚊子特别多。但为了当一个发明家,我选择留了下来。

当时在安徽淮南机床厂当学徒工,规定要3年才能转正。但我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结合工作需要,发明了高速切削梯形丝杠。本来工厂里加工一根梯形丝杠要6级以上的高级技工花费12个小时的时间,使用我的发明,学徒工1个小时就能加工一根,效率提高了十几倍,而且质量更好。

因为这项发明,只当了半年学徒工的我被转为2级技工。这是我第一次搞发明,我感觉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啃辣椒坚持自学到半夜

高速切削梯形丝杠发明出来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有很多人来参观,我被安排到全省各地进行切削表演。

有一次我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很疲劳,在打瞌睡,还要给别人表演切削,结果不小心左手手臂被机器绞上去了,当场手臂骨头就断了。我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之后的两年时间,我都住在医院里,先后开了7次刀,医生都是北京和上海大医院的。第一次开刀,医生是拿我当试验品,用柳枝接骨头,但手术失败了。第二次是往手臂里打一根不锈钢钉,也失败了。手治不好会危及生命,医生就问:“你要手还是要命?”我说:“手也要命也要,我要当发明家,你把我手锯断了,我就不能当发明家了。”

幸亏我最后遇到了一位好医生——宣执人,他说可以帮我试验一下,把大腿上的骨头取出来,接在手臂上。宣医生说:“这种方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到最后你连路都走不了,你愿不愿意?”我说:“没关系,只要让我的手恢复就行。”

手术后的康复效果还不错。回到原来的工厂,领导说我组织能力比较强,把我调去人事科当干部。工作了2个月后,我就不愿意再干了,因为做干部不能搞发明。我要当发明家,就要到生产第一线去。

康复后我算了算,欠单位6000多元的医药费,一个月工资38块,还给单位25元钱,只剩13元自用,这样下去20年也还不清。我一下子悲从中来:“完了,老婆也没钱娶了,就一个人打光棍吧。”但我没有颓废,我告诉自己: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为了把住院浪费的时间补回来,我每天都要学习、工作到12点以后。刚开始搞发明的时候经常失败,我思来想去找原因,发现一是文化基础太差,我只上到初二;二是经验不足。要当发明家,我必须掌握很多技能,要有很好的理论基础。

我在医院康复的时候就打算好了,要自学那些理论知识。那时候我手上和上身还打着石膏,每天带2个馒头、两瓶白开水跑到上海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些学校里应该学的东西我都没学过,就去补课。书买不起,我就到图书馆去看,到旧书店去买。我还向有技术有手艺的老工人、劳动模范们请教,和他们交朋友,学习他们的技能。

那时候晚上熄灯早,我就自己做个煤油灯,在煤油灯下看书。夏天蚊子很多,买不起蚊香,我就打一桶水把脚泡在里边。有时晚上10点多钟困了,我就到菜场去捡那些烂了的、没人要的辣椒,把烂掉的地方剪掉,困了就咬几口辣椒,辣得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人也精神了。这样每天我都坚持学习到12点。

这种生活,我坚持了10多年。日后来深圳的许多发明,都离不开当年啃辣椒时打下的基础。

自学成才被提为工程师

1988年我离开安徽来到深圳科技工业园,创办了深圳泰克新技术开发公司,出任总经理。

来深圳之前,我已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高级技术人员,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1982年中科大要建设一个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设计一个电子加速器。这是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有100多个教授和高级技术人员参与,还有两院院士。我当时在安徽已经小有名气了,是合肥市劳动模范,攻克了很多技术难关,听说他们有很多技术问题解决不了,我就自告奋勇说:“让我来试试,给我3个月时间,要是解决不了我就走人。”

中科大的领导很重视,把我借到中科大3个月。当时正在攻关的一个难题是某个关键部件的制造,需要在一根胶木棒中心部位穿过一根仅三根头发丝细的铜线。我用了一整晚的时间想解决方案,第二天就在实验室里开始操作。1个多月后,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问题都被我解决了。

后来,中科大向中科院打报告,说我是该项目重要的技术尖子,申请把我和我爱人都接到了中科大。我还被破格提升为工程师,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能拿到这个职称是很不容易的。那时我的基本工资和大学教授差不多,加上高级技术顾问的收入,每个月赚得比大学教授还要多。

中科大的工作平台给我提供了南下深圳的机遇。虽然在安徽的工作生活都很不错,但我还是不止一次想要来深圳。1987年,我来广东做成果报告时,广东省的科委、经委、计委、总工会职工技协联合组织了技术推广会,来了很多人。那时候的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主动邀请我说:“你能不能到深圳大学办一个工厂?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给你解决一切资金问题。”

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回去跟中科大的领导商量。中科大的领导不愿意我离开,说:“中科大比深圳大学有名多了,我们给你的待遇又这么好,你不要去。”

之后,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到中科大来,那时候他也是深圳科技园区管委会的主任。他跟我说:“深圳现在的政策很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正在吸收一批人才,你有才华有技术,如果能去深圳创业会很好。”

当时中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项目已经建成,获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我感觉自己在安徽的使命已经完成,想走新的路——把自己的发明创新产业化。那时我的发明获得了国家经委颁发的国家技术开发优秀成果奖,被列入国家重点推广的新技术项目,当时我就在想怎么使我的发明变成产品,让全国的工厂都能用上它,为祖国的建设发展多做贡献。虽然我也可以去北京、上海,但相比之下,深圳才是那时最适合我实现这个梦想的地方。

得知我想来深圳后,深圳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把我作为杰出人才引进。在周光召和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帮助下,我们一家人搬到了深圳。从1988年开始,我们一家人就带着我的科研发明在深圳安家,直到今天。

办公司建厂房扎根深圳

1988年的深圳还在建设中,条件艰苦。我来到南山科技园,四周还是荒地。刚到深圳的我没钱、没厂房、没设备,生活条件也很差。一开始我们一家人只能住在招待所里,不能烧饭。我的工资也低,一个月才300多块钱,还没有原来在中科大的一半。

我爱人当时问我:“这里的条件这么差,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下来。”

我马上就投入繁忙的创业当中。没有资金,我就去找当时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国家计委主任、中科院院长、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全国职工技协的领导们,请他们出面帮我解决办公司、建厂房所需要的资金问题。

当时很多领导在关心我的创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给我的发明创新做批示,号召全国人民向我学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对我的发明创新特别重视。我拿着他们的批示和我的发明去跑各个部委,用我的坚持和努力去打动他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筹集到第一笔建厂的350万元资金。

生产我发明的工夹具需要各种机床设备,但当时要订购国内名牌厂商生产的机床,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我急着要把发明转化成产品,等不了那么久。为了解决设备问题,我想方设法走进了时任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邹家华的家门。邹部长一家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听了我的汇报之后,邹部长的夫人叶楚梅(叶剑英的女儿)说:“我帮你写几封推荐信,你去找那些机床厂的厂长,他们会及时帮你解决的。”

在她的帮助下,我很快就买齐了全国各地生产的名牌机床,有的还打了折扣。就是用这些优质机床,我发明的工夹具批量生产出来了,并且与沈阳机床厂、中捷友谊厂、昆明机床厂、北京第六机床厂、安阳机床厂、湖北机床厂等工厂生产的金属切削机床配套,供应国内外市场。在那时,这些工夹具每年能为国家增创几千万元的收益和节省3亿度电。

我把全身心都投在创业上。一次建造厂房、安装设备的时候,一根吊杆突然掉下来,从我背上擦过去。还好只是骨头断了,再偏过来几厘米,我就被砸死了。另一个晚上我在搞发明,为了不影响家里人休息,我躲到厨房里研究到天亮,终于设计出来了。一站起来,我就煤气中毒昏了过去。还好被我爱人发现,马上开窗,给我进行人工呼吸,喂我喝糖水,才把我救过来。

就是这个发明,在之后的国际发明大赛上获得了金奖。我创办的公司也被深圳评为高新技术企业。1990年,我被评选为中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银奖,与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等20名获奖人员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91年我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高技术企业优秀企业家称号的奖状,2006年我荣获中国发明协会颁发的中国发明家发明创业奖,也算是圆了我梦想做一名著名企业家的梦。

后来我爱人说,虽然一开始条件很艰苦,但她相信我的眼光,来深圳她不后悔。

首获国际金奖的国人

因为各种发明创造,我不仅在国内280多个城市做过学术交流,帮助各地攻克技术难关,还带着我的发明漂洋过海到国外做展示。在国外,我的发明都是遥遥领先的,那些外国发明家纷纷对我们中国的发明家竖起大拇指。

1985年,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出访伦敦。英国的机器我们没操作过,但只要看英国人用一遍,我就能上手操作。那时英国工厂的机器加工一个专门的螺丝需要20分钟,我演示我发明的机器,1钟就加工出来了。有个英国人现场对我说:“你是个超级聪明的中国人,你发明了神奇的工夹具,你的发明超过了我们英国最好的机器。”

1992年5月9日,第83届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颁奖大会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在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权威最高的国际发明会上,我发明的高效工夹具最终荣获了国际发明金奖和世界发明大奖。这是一次零的突破,因为中国以往获得的最高发明奖项是银奖。那一刻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为祖国争光了!”

为了庆祝获奖,并向世界各国50位评委表示敬意,登台领奖时,我即兴用口琴吹奏了两首曲子:优雅动听的《梁祝》和热情奔放的《我是一个兵》。这段即兴表演博得了上千名各国发明家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

我记得很清楚,国际评委会主席说:“只有今年举办的第83届国际发明会上,给这位多才多艺的中国发明家评选金奖、大奖打了满分。”

从那一年开始,我先后在法国巴黎、瑞士日内瓦、比利时布鲁塞尔、韩国首尔、香港等地举办的国际发明会上共荣获16项国际发明金奖、9项世界发明大奖。这么多的荣誉都是我来深圳之后获得的。所以我也非常感谢这座城市,感谢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怀帮助。当他们知道我在深圳的居住条件很差后,先后两次给我解决了住房问题,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发明环境。

我觉得,无论赢得多少奖项,都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属于这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和领导。如果没有来深圳,或许我也会有不同的发展,也会设计很多的机械发明,但我相信,只有在深圳,我的发明创造才能最大程度地转化为产品,发挥最大的作用,实现最大的价值。

深圳成就了我的发明人生,实现了我成为中国爱迪生的梦想,我感觉来深圳这条路是走对了。

邹德骏造就了自己,再培养儿子邹胜龙成明星企业家

深圳发明圈里的“父子兵”

 1992年,儿子邹胜龙出国前,邹德骏在北京九龙壁与他合影。

来深至今,邹德骏获多项发明大奖。

1970年,我和爱人在江西的深山老林里结婚。结婚前,爱人跟我提三点要求: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要听话。我说都没问题,我只提一点要求——要支持我当发明家。

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拿了很多奖的成功的发明家,在我自己看来,我是一个快乐的发明家——我以事业成功为乐,以做好事不图回报为乐。同时,我们父子在深圳双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不在意有多少物质回报

现在很多发明家为什么不成功?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有了发明之后不转出去,待价而沽,拿发明养发明,这样是不行的,发明家不能只考虑经济收益。以前邹家华跟我说:“你便宜一点转让出去不要紧,产业化之后,你拿1%收益就不得了。”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只有实现产业化,才能体现发明的价值。

我发明创造了很多新产品,并不在意能有多少物质回报。1984年,通过中科大温元凯教授的帮助,我把工夹具发明转让给江苏常熟市建设机械厂所得的第一桶金——6万元人民币,和编写出版《高效工夹具》的书稿费,全部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科技大学。

那时6万块可不是个小数目,万元户就已经不得了了。而我把这笔钱捐出时,自己的生活条件还很差,家里只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连睡觉的床都是几年前我从旧货店花14块买回来,修修补补后使用的。

写《高效工夹具》的过程并不容易。我利用调休的半个月时间,把自己关在水库边的小岛上,花15块钱租了个小草房,每天工作18到20个小时。我认为要知恩图报,要感谢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把我从工伤病危中抢救出来。

多年来我获奖无数,奖金和发明成果转让费要么投入发明攻关,要么用于助人为乐。1990年我得知深圳南头中学一位农村来的女学生身患重病,马上要动手术了,就把刚领到的一个月工资全捐了出去。那时我来深圳没两年,家境也不富裕,全家人就靠妻子当月的工资生活。我爱人说我们吃了一个月的素菜,却对我的这种做法表示支持。

在30岁之前,我从没有穿过一件新毛衣,现在72岁了,我也从没买过一件名牌衣服和一双名牌鞋子。我儿子邹胜龙受我的影响很大,2011年南山区政府奖励他100万元,他把这笔钱全部分给公司的员工。我说:“儿子你这样做的非常对,因为工作是大家做的。”

我不光自己做好事,也动员别人做好事,还帮助其他人搞发明。深圳实验中学有个学生设计发明脚踩鼠标,校长找我帮忙看看,我给这位小发明家提出了改良意见,并资助他完成了这一发明成果。最终这个孩子荣获美国发明创新奖,被哈佛大学作为特招生破格录取,还给予了16万美元的奖学金。

孩子家人找到我,想做点什么以表谢意,我说我不需要感谢,只希望孩子在美国完成学业,工作几年之后,能够回国发展,为祖国建设出力。这个孩子很懂事,他答应我一定会回国效力。

儿子是我最骄傲的成就

我培养、帮助过许多发明家,其中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儿子邹胜龙。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杜克大学获计算机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和校友程浩创立并发展了员工超过1500人的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很多人问我是怎么培养孩子的。我说,教育子女成材,不能打也不要骂,要尊重儿女的独立创新精神。身教重于言教,尽可能为孩子创建一个良好的、安静的生活学习环境,让他们多接触一些名人、成功人士,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启发。

早在去英国交流时,我发现国外很多杰出发明家都是名校毕业。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书读得少,我不能让我的儿女都像我一样只有初中文化就艰难地拼搏人生,我想培养他们去国外读名校。

1992年我儿子考取了美国的大学,家里拿不出钱,我就想方设法出去借,最终为他筹到了25000美元。一开始申请签证时,儿子胆小放不开,面试官认为他的口语水平不过关,不符合托福成绩中的口语分数。面试官说离他去美国的时间还很早,然后盖了章。儿子还以为自己通过了,回家打开一看——没通过。

那时儿子非常灰心,我就鼓励他:“什么事情都有磨难,爸爸经历的磨难很多,最后都过去了。你一定要学会从磨难中走出来,找出没有通过的原因。”

我去了广州的领事馆,看到出来的人很高兴,一定是通过了,就上前请教。他说有两点,一要说清楚你上完学要回中国,不留在美国;二要胆子大,说话声音大。我回去就跟儿子说:“你告诉面试官,爸爸是科技园区的总经理,搞发明的,你以后也要回国搞发明创造。不要怕,明天爸爸陪你一起去。”第二次儿子顺利过了面签,他非常开心。

儿子到了美国后,没花家里一分钱。他每天打两三份工,生病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之前我就跟他说过:“你要靠自己,我的钱都投入到新的发明创造了。”儿子也很懂事,很久以后才跟我说,他在美国做卫生、扫厕所什么的都做过。

我很欣慰,我的儿女都是在深圳高中毕业后直接以优异的托福成绩考取了美国的大学。如果没来深圳,要想培养两个孩子都去美国读书,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儿子回国后也选择回深圳创业。他说:“老爸你在深圳能成功,我也要在这里成功,在这里把互联网技术做到世界领先。”

回国前,儿子在硅谷就有了发明成果,跟朋友借钱申请并获得了美国的发明专利。我们父子两代人都获得了国际发明专利,而且都在深圳以发明创业,成长为优秀的企业家。

搞发明不是为了出风头

我还记得刚来深圳时,儿子对我说:“爸爸我相信你,你走的路一定是对的。”

现在我在深圳生活得很好。深圳是我们一家人的乐土,这里风景好,环境好,领导好。深圳市历届的领导,特别爱惜人才,对我们父子俩都非常关心,这是我们一家人选择留在深圳生活的最主要原因。曾经有很多地方想引进我去搞发明,但是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舍不得离开深圳。

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发明家,在世界各国获奖会上表演吹口琴、笛子,下象棋是中科大冠军,早年跳绳拿下上海青少年冠军,游过黄河、长江、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英吉利海峡、台湾海峡,还擅长徒手艺术剪纸。上次我还代表深圳市艺术团到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老年风采大赛。去之前深圳市市长给我打了3次电话,他说:“你去了,深圳才能拿到金奖,你不去金奖肯定拿不到。”最后我们真给深圳拿了一个金奖回来。

在深圳,我还交到了不少朋友。我是深圳市第一届文明市民,文明市民里我有一批朋友;我当了15年政协委员,在政协和民进组织里我也有一群朋友;我在发明家圈子的朋友就更多了,深圳市专家联谊会有我一批好朋友。交各种音乐家、企业家朋友,学习他们的长处,对自己的发明创新及成功之路有很大帮助。

现在我还在搞发明,主要关注生活用品,这样大家都可以用到。去年我拿了11项专利,最近我还有几项新的发明,准备转让出去,到时的收入我准备捐给宋庆龄教育基金会。

我以前搞发明,受过不少白眼,有人认为我学历低想搞发明是做梦,有人觉得我搞发明是为了出风头。但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搞发明不是为了出风头,在机会满地的深圳,实干家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