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宗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之研究
发布时间:2014-05-27      作者:高山松       来源:南山基层委员会

宗教是个外来词,译自拉丁文Religion,意思是“人间神的联系”或“敬神”。《牛津字典》解释宗教是“人类对一种不可见的超人力量之承认,这力量控制着人类的命运,人类对它绝对服从、敬畏与崇拜”。

中国古代典籍中并无“宗教”一词,但“宗”与“教”两个字都与对神道的崇拜与敬畏有联系。“宗”有祖宗、宗庙、尊崇等含义,表示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和敬畏,“教”有政教、教化等含义。《周易·观卦》中有“观天下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可见,“教”也是对神道的崇拜与敬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

那么,宗教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

十九世纪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认为给宗教下定义无疑是很困难的,因为世界上有多少种宗教就有多少种宗教的定义,但他仍试图从宗教学的意义上下定义:“宗教是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是一种内心的本能或气质,它独立地,不借助感觉和理性,能使人们领悟在不同名称和各种伪装下的无限。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没有宗教甚至连最低级偶像崇拜和物神崇拜也没有”。比如释迦牟尼悉达多,没有他在菩提树下对人类生老病死的顿悟,也就没有佛教,佛教徒也就没有对因果报应的顾忌,更没有对六道轮回的敬畏。

二十世纪基督教思想家蒂利希有句名言:宗教乃人的终极关切。

奥托在《论神圣》中也将宗教定义为人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

布莱德雷强调宗教是人通过仪式向主宰自然与人生的力量祈求。

迈克塔格特说宗教是人追求与宇宙和谐的一种感情。

而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则认为宗教源于人的依赖感,这种依赖并不是把上帝作为一种“外部”的依赖对象,并不是人们在仰望天际时产生的神圣、倾慕、敬畏之感,而是人类“内部”类似人在幼童时期对父母的那种依赖感,以及人与这种“父母”情节相关联的“负罪感”,一种罪疚感,因此宗教表现出人的精神压力和负担。

以上这些说法都表明宗教是精神的,文化的,超现实的。

但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都是虚幻的假象,宗教的实质是植根现实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自己思想和自己生活的主要对象”,即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宗教是被还原为人的自身本质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马克思对此十分认同,他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进而提出自己的宗教观:第一,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第二,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第三,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第四,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

孰是孰非?其实都有道理,也都有不足。茫茫宇宙,芸芸众生;沧海桑田,时来运转;天有不测风云,人又旦夕祸福;有人苟且偷生,有人舍生取义;有人唯物,有人唯心……,这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神奇了!所以我们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是人类认识神佛,崇拜神佛,追随神佛的一种精神和心理活动,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认识人生,认识未知领域的阶段性成果,它植根现实但绝不局限于现实,他既有唯物成分,也有唯心成分。是多元的,立体的,精神的,艺术的。

宗教是人类的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科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相结合而产生的宗教文学、宗教音乐、宗教美术、宗教建筑等,作为各族历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的财富。

著名艺术家范曾曾经说过:“宗教如同文化艺术,与人类的精神需求相伴相生,全世界有6,000至 8,000种语言都是不同族群的文化见证,不可替代,所以多元文化是历史的必然。”

可以说,宗教伴随着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共生共荣。正如江泽民说的,“宗教的存在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会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可见我们曾经把宗教斥为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的封建迷信的而加以彻底否定,无情摧毁,强迫宗教信徒放弃信仰,试图用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夜之间取代宗教信仰,是多么幼稚无知,多么简单粗暴啊!所造成的恶果,国人有目共睹!

21世纪初,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峰会”。峰会有个徽标就是围绕联合国的标记,有着代表各种宗教的象征符号,一共有13个宗教:印度教,印第安人宗教,锡克教,神道教,犹太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耆那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依教,儒教。

据研究,全世界现存的宗教有一千多种,信仰宗教的人数已占总人口的近80%。如果按照宗教传播和信教的信徒人数来划分,当今世界广泛流传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占全世界总人口的50%以上。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其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是外来的,但是外来宗教一经传入,就与中国已有的文化传统相互影响或融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中国的儒教、道教也以文化的形式走出国门,影响亚洲地区乃至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像西方那样占有“国教”地位,但历代统治阶级对于各种宗教大多采取支持,保护的宽容态度。从整个人口结构来看,宗教徒往往只占总人口的极小部分。但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的历史上有过较长的政教合一时期,宗教同民族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宗教徒在这些地区人口中至今仍占大多数。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由于农耕文明促进了血缘关系的联系和发展, 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的观念的主要传统,在周代就形成了一套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教社会制度和“孝为徳本”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宗教观念从一开始就把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的勤劳耕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尚书。洪范篇》“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巫“,把天和神的意志与人的意志放在同等地位上。周代以后, 儒家主张以德政治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在中国一直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均视政权神授,受命于天,自居天子之位,王权高于神权。因此,既利用宗教教化的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儒家重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利益伦理观念也使汉族形成了务实的特点。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宗教面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无事就不信。为了求得庇佑,不论是儒释道,不论是鬼神上帝,菩萨圣母,都可以信仰。中国旅游的一大内容就是参观寺庙道观和教堂,烧香礼拜和祈祷,庄严神圣的宗教场所变成了世俗男女观光的旅游景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宗教理念与世俗生活相交相融,相伴相生。

但是不论哪种宗教信仰,它都规范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并通过人们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和追求来影响现实社会生活,干预世俗的社会生活。一方面,它可以体现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并为这种美好的愿望维护必要的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平和人们内心的情绪,促进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它可以使人们的无知狭隘带上神圣的桂冠,变得固执狂热,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只有认清宗教的积极性与消极面,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纵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利用宗教信仰稳定社会获得大发展的事例很多,但因政府策略不当导致宗教冲突引发社会大的动荡的案例也不少。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当正视并承认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

  当今中国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整体国力日益增强的逐步走向全盛的重要历史时期,但同时在民族精神上又是一个极为浮躁的时代,人们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信什么好。官场、社会、生活中无不充斥着功利色彩,唯物二字充满了人们的精神空间。一旦生活的重压把人生变成扁平单调乏味无趣时,很多人便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失去了生的情趣。

  2010年,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的十几名青年员工相继跳楼事件便是典型案例。当时的政府官员李平认为,青年员工相继跳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从个体来看,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涉世不深,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使一些负面情绪产生叠加效应。

  据调查,在富士康,一线员工的生活环节被细分。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自己的生活。富士康的生产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组的上半时间被有序地错开,这决定了富士康员工的生活也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组吃饭,睡觉,娱乐时间也需要错分开来。“不用洗衣服,有人做饭,工作以外事全部被厂方外包了。”员工江山说,他感觉越来越累,晚上8点下班,开始还去网吧打打游戏,现在则直接回宿舍洗洗就睡觉,时间长了,连买报纸的心情都没有了。

  这种细分的生产环节,生活环节叫泰勒主义,其精髓就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理论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但在效率面前,人被异化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用艺术的形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嘲弄。卡夫卡在其作品中呐喊道:“我们只能呼喊,磕巴,喘息。生活的流水线把一个人载向某个地方,人们不知道被载向何方。人与其说是生物,还不如说是事务,物件!”

  富士康某员工说:“上班时干的都是简单重复劳动,当然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心理上高度紧张的那种累,下班后好像脑袋被榨空了.”

香港《明报》因此称“富士康是精神层面上的血汗工厂。”

自杀者卢新写到:“或许,一切都还有转机,但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自杀,每十万人中约有16人自杀,每40秒约有一人自杀。富士康当时在深圳的员工约有30多万人,大部分是18到24岁的青年,而这个年纪正是自杀频发的高峰年龄段。所以,苹果之父乔布斯为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辩护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他们有食堂和游泳池,对一个工厂来说,这是很不错的,他说,富士康的自杀率远低于美国本土水平。

显然,在乔布斯们的眼里,只要有不错的物质条件,人就不应该轻生。然而,物质的归物质,精神的归精神,二者有联系,但不能替代。解决心灵问题不能仅靠物质力量,还要靠精神力量,而宗教是人类解决心灵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这是历史的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被称为经济建设的热土,但也被称为精神文化的沙漠。1985年,一批有识之士出谋划策,奔走呼号,鼎力相助,在深圳东部梧桐山麓仙湖植物园中建起了弘法寺。1990年8月31日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弘法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公众开放。从此,弘法寺香火越烧越旺,影响越来越大。现在成为佛教界香火最为鼎盛,规模影响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每逢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期间,弘法寺人满为患,整个植物园游客如云,无数金领、白领、蓝领以香客、居士、义工的身份寄身其间,解脱自己也帮助别人,成为深圳市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队伍,也成为深圳社会和谐稳定的正能量。

弘法寺方丈本焕大师成了深圳精神领域的高标,弘法寺印顺大和尚在“深圳青年文化思想大讲堂”中作“自己的光”演讲,他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感染着我们,促动着每个人向善之心在努力,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力量。”他的演讲从年轻人的压力谈起,告诉大家对压力要积极面对,求人不如求己,接着,他从“拈花微笑是生命的绽放”和“六度”,从烦恼的此岸到幸福的彼岸两大主题深入引领大家以佛教的智慧解决生活中的压力问题,借助佛教修行的“六度”(六种从烦恼此岸度到清净彼岸的方法,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告诉大家直下承担的方法,让快乐工作成就幸福生活!

弘法寺是年轻的,但其影响是巨大的。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作为新兴的现代化的移民城市深圳对宗教有渴求有潜力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涟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有以下问题:

第一,       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

第二,       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自治。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历史证明,宗教是发展得较为成熟的民间组织。宗教通过宣讲教义、举行仪式等活动,可以加强信众对现有秩序的认同,舒缓精神危机,减少社会动荡。当代的宗教研究显示:宗教是精神健康,甚至身体健康的一个可靠根源,它激励人类去追求真善美。

鉴于此,我建议在改革开放的发源地蛇口半岛创建宗教文化展示园。以大南山、小南山为基地,以天后宫、关帝庙、文氏祠、宋少帝陵等为蓝本,引进其它有代表性的宗教,比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筑寺修庙,说法传教,让深圳的宗教文化百花齐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光添彩。这既能让深圳市民沐浴教化的恩泽,精神充实,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又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新的旅游资源,提升深圳的文化品位,还能为深圳的未来祈福。何乐为不为?

最后,请允许我以习近平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结束本文。习近平强调宣传工作一定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